论文关键词：李佩甫；小说；权力崇拜；生存策略；人治文化
论文摘要：李佩甫小说的研究者多注重对其作品权力主题和人性主题的挖掘，从而肯定其小说的批判价值。其实，由李佩甫小说批判主题的多向度和深刻性入手去探究，还可以看到作家宏大的人文精神关怀――他不单要表现中原乡村的人性和权力运行状况，而且要在整个历史和现实的政治文化结构里来思索人的命运和未来，并由此彰显作家创作的建构意向：培养独立的人格和健全的人性，实现文化重建的宏伟目标，是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基础。
20世纪20年代，一批乡土作家离开自己谙熟的故园，到都市里生活，接受了现代文明的理性熏陶，然后再回眸故园，以文学创作反思故园文化的丰富内蕴，并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60年后，自幼寄养于乡村的河南作家李佩甫以同样的经历登上了文坛。现代知识者的理性，与改造、整合中国传统文化，使之适应现代化生活需要的宏愿，令李佩甫对于故土保持一种清醒、冷峻的批判态度。他不单要表现这块土地上的人性和权力运行状况，而且要在整个历史和现实的政治文化结构里思索人的命运和未来。这种宏大的人文精神关怀，使他的作品必然涉及对构成民间处境的政治文化体制的评价，这显然包含了文化批判的主题。这一批判主题的内容，主要表现为对中原乡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权力崇拜意识、“小处活人”的生存策略和“外圆内方”官场哲学的充分展现和深人思考。
一、根深蒂固的权力崇拜意识
中原农民对权力的极度崇拜是由中原独特的历史传统、地理位置和现实处境造成的。作为中国文化的发源地，中州曾经涌现出儒家、道家、墨家、名家、法家、玄家、理学等众多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思想流派，传统文化、人生智慧的积淀和历代政治斗争、军事争霸中产生的权术策略，无不深刻影响着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作为中华民族的统治中心，中原也自有一套成熟的官僚体系和为官思想，对权力的崇拜与追求已经内化为中原人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
中原大地的西北、西部、西南、南部分别是太行山、黄土高原、伏牛山、大别山，它们几乎隔绝了中原与外界的联系。北部的黄河多次肆虐，摧垮了平原人抵抗灾难和压力的信心，使其在人格上表现出强烈的依赖感，进而幻想一个绝对公平、正直的主宰会来统治世界和制约强权，这最终促成了他们对权力无条件的崇拜。中原大地唯有东部是平原，但它也因漫无边际的辽阔，带给人们不知何处是归宿的茫然与恐惧。于是，人们不敢轻易迁移，历代以血缘而居，以家庭为基础单位贯彻社会的行为规范与道德准则。在价值观的选择上，更多地倾向人伦关系、亲情价值，后代必然绝对服从前辈。“对长辈的‘孝’直接导致了对当官的‘忠’。”在权力面前的盲目屈从，始终是固着在中原人性格中的因素。
正因为中原文化性格上的早熟和定型，到了新时期，中原地区尤其是一些边远山区，经济文化均还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经济上的落后造成了人们的低收人，文化的落后又造成了行政、执法监督机制的缺乏，因此当官的权力就很大，甚至可以无法无天，人们靠其他手段获得的利益远远没有为官获得的利益大而直接，这就更使“官本位”思想深人人心。
在李佩甫笔下，乡村社会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强权的认同和对权力的崇拜的基础上，“以至整个民间道德都带有这种向权势依附和献媚的特征”。《豌豆偷树》中，村里抽水浇地的顺序，是由电工从村长到各级头面人物一级级排列的，村民们习以为常，认为理所当然，决不会有人提出人人平等的要求。小学校长为巴结村长，开除了得罪村长的小学生。《乡村蒙太奇》中，月琴的金榜题名，意外地使她家的房子盖得出奇地顺利，仅仅因为向来欺负她家的村人们突然发现了她这个大学生身上将来可利用的价值。《无边无际的早晨》里，李治国六岁时便敢像队长一样对养大他的乡民们颐指气使，并理直气壮地唤队长“老三，过来”，让队长给他当马骑，因此被村人们看做天生的做官料，认为他天生就比自己尊贵。村民们将这个孤儿当做全村的孩子养大，并送他去接受高等教育，也不能不说带有这套心理逻辑的因素。《羊的门》中呼天成救助被打折腰的老秋，资助下放知青冯云山，《金屋》里杨书印资助“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的杨文光，都无非是看中了他们官场上的潜力。
受这种民间道德的浸染，人们做梦都想当官，“做官”成为衡量农民生命价值的最高标准，“当官发财”、“光宗耀祖”成为农家子弟的人生目的。李佩甫小说中盖儿爷为成为丐帮的头儿，自己用利刃挖掉自己的眼睛，却并无怨悔，也是因为“丐爷，是讨饭的皇上”。呼天成、杨书印、吉昌林为追求权力，无不自觉自愿地付出了人性异化的巨大代价。
由于在农村亲身体验到了权力的巨大作用，乡下走出来的孩子到了城里，自然处心积虑地要当官。李佩甫的小说深刻而辛酸地展现了他们想当官的精神状态。《城的灯》中，冯家昌当兵后每天早上四点多钟就起床写黑板报，拉练时背九条步枪，长年坚持打扫厕所，无非是为了得到“官”的赏识，从而当上军官，实现“进城”的梦想。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李金魁、李治国们，同样如此。生长在大李庄普通人家的李金魁，是民间苦难和屈辱地位的切身体验者，自己从小就因没吃过一块完整的红薯而在打架中被别的孩子欺负，爷爷在队长面前卑躬屈膝，在城里亲戚家赔尽笑脸、仰人鼻息，这样的经历使他无师自通地明白了追逐和拥有权力的重要性。与李金魁一样，李治国、呼国庆们所作所为的全部动机，丝毫没有现代知识者的精神立场在内，“而是对民间苦难、屈辱以及权力者居高临下地位的记忆带给他们的对权力的热衷和钻营。”
作为从农村基层走出来的作家，李佩甫深刻地指出了这种权力崇拜思想的危害与残酷。这种批判是建立在作家自己对农村状况的洞察和对都市生活的了解的基础上的。农村的寄养生活使作家了解这种思想的强大的诱惑力量，都市生活的经历又使他能在一个高的视点上剖析这种思想的危害性。在李佩甫的笔下，那些热衷于权力的男人，不仅在追逐权力的过程中付出了人性沦落的代价，即便是“成功”之后，也时时处于精神失乡的焦灼、困惑状态。
二、“小处活人”的生存策略
中原大地单调恶劣的自然环境、专制文化肆虐的社会环境，使中原人对自己“小”与“败”的地位有了深刻的体认，造就了他们“小处活人”、“败处求生”的生存智慧。这种生存策略的特征就是以小求大，以退为进，以暂时的失败谋求日后更大的“成功”，更通俗一点说，是精明、圆滑、夹着尾巴做人。它规范着豫中土地上乡民的思想、行为，“渗透到人们的心灵中、血液里，最后甚至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形式通过遗传继承的因子，传给了一代代后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