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关于清代的官商研究，存在着概念表述不一，对政府与官商的关系多强调政府压制官商的一面。本文通过对清代前期的官商特点，经营活动，探讨官商的概念及其与政府的关系。
一 官商概论
按照商人的概念，凡是从事经营活动的人都应属于商人的范畴。商人的分类标准很多，〔1〕这里“以其是否承担政府经济任务”，将商人“分为两大类”：官商和民商。〔2〕以下对官商进行论述。（民商另文讨论。）
清初，中央和地方铸钱币的主要原料铜全靠国内供给。康熙年间，开放海禁，大部分铜从日本进口，以后由于日本铜产量下降，进口日铜也随之减少。雍正时，进口铜的不足部分，采办国内滇铜补充。到了乾隆年间，滇铜逐渐代替了大部分进口铜。当时，滇铜一般是官运官销，也有招募商人采买的。但洋铜进口则主要是由政府招募商人，越洋到日本采买。康熙三十八年，“以芜湖、浒墅、湖口、淮安、北新、扬州六关应办宝泉，宝源二局额铜，改交内务府商人承办。”〔3〕五十二年，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处所办之铜，“交与内务府商人等承办。”同时两准、河东、广东、福建及闽海关盐差增铜，也“交内务府商人照定限全交。”两年后，采买铜由户部及钱法衙门专理，“停内务府商人采办。”到雍正年间，又恢复内务府商人办铜。〔4〕所谓内务府商人，就是由内务府招募的商人。康熙三十八年以前，“十四关差所办铜斤，原系监督随时招商采买”。以后，政府又将荆州、凤阳、太平桥、龙江、西新、南新、赣关等常关和长芦、山东、两浙、福建、广东等地盐课应办额铜，招募商人承办。〔5〕乾隆元年，江南、浙闽等省用铜，令各海关“招商承办”。〔6〕至嘉庆二年，改由“长芦官商承办直隶、江苏、浙江、江西、湖北、陕西六省洋铜”。〔7〕此外，乾隆十三年，山西“招商”分别从汉口和苏州采买铜斤。〔8〕除了内务府、户部招募商人之外，政府也令各常关监督、各海关和省级政府招募商人办铜。这些商人买铜，一般由政府给与资本，规定运铜数量，运回铜斤，官方按规定价格全部收买。
乾隆年间，由于日本产铜减少，商人预先领币购铜多不足额，积欠款项甚多。于是，政府又招募了自备资本的商人，与原招募领公款作资本的商人共同出洋买铜，“令江浙督抚招商办铜，如有情愿自捐资本出洋买铜者，许其呈明该管官，听其出洋采买，俟各商回日，官为收买，以供鼓铸。”“如在京有家道殷实之商，愿赴洋买铜者，取具保结赴部具呈，由部奏明给予执照”，准许采买。〔9〕所不同的是，对这些商人的管理采用总商制。乾隆二十年，政府规定江浙采买洋铜的商额，以自携资本的商人杨裕和等十二人为额商，其他愿办铜的商人，“悉附十二额商名下，如引盐散商附入甲商之例。”〔10〕额商实际上就是总商。关于总商的职责文献中没有详细记载。这些自备本金的商人采买的铜，官方按规定价格收买十分之六，剩余十分之四由商人按市价自行出售。而且，由于内务府商人自愿贬价交官铜，所以官方的收购价格也比领本商人运铜的价格低，〔11〕以此来保证洋铜的采运。
铸钱的另一原料铅，一部分也由户部招募商人承办。康熙二十三年“各关办运铅斤，由部发银交商人承办解局。”五十四年，“商领户部钱粮，办解宝源局倭铅。”〔12〕雍正十二年，贵州、湖南额铅“停商人承办”。〔13〕招募的铅商也是领政府资金运营，由官方按价收购。
另外，有部分木材由政府招募商人进行采伐、运输。顺治九年令，“各工需用木料，召募商人，自备资本出古北、潘家、桃林等口采伐木植，运至通州张湾地方，照数验收给价。……俟木植到日，部委官至通州张湾确估时价，部征三分，商给七分。”〔14〕商人采木除出入以上诸关口外，还有直隶永平府界岭口、山西边外的穆纳山和大青山木厂。顺治十三年“庄头韩朝进并皇木商人周二等，到本关【界岭口】出口采木。”〔15〕“穆纳山久奉封禁，乾隆元年绥远城兴建城工衙署营房，于穆纳山招商砍运，后因黄河冻结，令该商段士英等就近在大青山买用。”“大青山准商出赀砍伐。”〔16〕另据有人研究：内务府所属东北、山西、蒙古等处木厂的砍伐和运销，曾经由内务府商人“张鼎臣、张鼎鼐、张常住兄弟三人”承办。〔17〕工部招募自备本金的商人采伐、运销木材，也是先设立木商头，“部给木商头领十人执照，在口内砍木纳税，禁止本处人砍伐木植。”〔18〕木商头也就是总商，但文中未说明其是否有包税职责。新疆“伊犁南北山场，设立商头，官给验票，抽分木植”。〔19〕伊犁木商头对官府有包税之责。这里自备资本的木商，采伐和运销的木材，与自备资本的铜商一样，官方按规定价格收购其中的一部分，其余木材听商人自行销售。木商要逐年或隔年向官府申请照票，经过批准才能领取。“其各商出口，先期具呈到部，取身家住址邻佑并各商连名甘结，移咨兵部给批付商，照验出口。部给采木植批文，并移守关官确查出口人数，及进口木植数目报部。”〔20〕
他如：军需品，康熙五十六年，因商人采买铜斤亏欠钱帑，无法填补，“内务府会同户兵两部，议将江南、浙江、江西、湖广、福建五省营驿应补马匹，交与商人承办”。〔21〕“每年遣人赴张家口，向商人王纲明等领受马匹。”到五十九年，停止商人王纲明买马。〔22〕煤，顺治十年令，京师“递年应用之煤，照时价招商办用。”〔23〕军火，乾隆四十九年，甘肃肃州硝磺“即令在牛尾山招商采买。”〔24〕粮食，康熙三十二年由户部“招募身家殷实富商，给以正项钱粮并照验文据，听其于各省地方购买粮米，运至西安发粜，所得利息听商人自取之，待西安米价平后但收所原银。”〔25〕纸张，纸商李世裕“自祖父以来承办官纸已历数辈。每年李世裕家采办纸张，在苏州藩库领银，泾县、宣城、宁国三县槽头到苏公〔？共〕同承揽，于四月领价，八月底在芜湖交纸。”“李商领价，每张一钱二分，连包裹运脚一切盘缠使费均在其内，给槽户的纸价是九分一张，还办有加一余纸，也是一样给价的。”〔26〕还有皮张、丝绸、布疋、玉器、玻璃等商品，国家需要时也招募商人采办。招商采买，有的是预先给币；有的是商人自备资本，官方或按时价收购；或待商人销售完商品，归还官方预先付给的资金。
以上是国家招募商人采办部分商品的情况。还有部分商品，因国家对其有特殊需要，规定为专卖商品，也招募商人运销。如：茶叶，国家要用茶叶与边疆民族易马，以利其统治。于是，茶叶就成为专卖品。专卖商品一般采用引票制，只有承领引票的商人才能运销。当时有江苏等十省办茶引。康熙五十五年，浙江省“商人有愿备本银及水脚银两，将每年应办黄茶解交内库者，给予执照，领引置茶。”雍正五年因“浙江省产茶独多，销引数倍他省，专设商人二名，每年自备纸价银四百六十二两，于藩司衙门详给咨批赴部交纳，请颁额引，到浙呈送布政使司挂验转给收存，俟各商贩置齐全赴北新关输纳税银。管引商人，每年办解”黄茶。政府招募的总商，自备引钱领引，其他茶商分隶总商名下买引运销，然后由总商向政府解交茶叶。在茶马贸易的甘、陕两地，也是“责成总商稽查。”〔27〕道光年间，甘肃茶商毕新兴“充当茶务总商，承引办课。”〔28〕商人自备资本领引买茶，“每引行茶一百斤，内交官茶五十斤，余五十斤即为商运茶，令其售卖。”以后，西安、凤翔、汉中、同州四府商人采办茶叶，改征折色，“每封折征银三线。”至雍正十三年，虽然“停止以茶中马”，但官府还收缴一定的茶叶，所以甘、陕两省茶商仍采办茶叶。乾隆十三年，“甘肃省商人领引照茶，每茶百斤，附茶十四斤，以五十斤为官茶，交甘省官库；以五十斤为商茶，商人运甘自行发卖。其附茶亦听商人自卖。”茶引“各限豫年请领，年办年销。”〔29〕
人参，顺治元年，“许于南京、扬州、济宁、临清四处开肆贸易。”六年“停止各省贸易人参”。〔30〕此后人参成为专卖商品。康熙年间，先是令“开采参山，刨取人参，交内务府办理。”后又“谕采参人照盐引给予参引”。雍正八年，“乌苏里、绥芬等处参山，招商刨采，给票一万张，随身红票十张，令商人雇夫一万名。每票一张，收参十六两，十两交官，六两给商作本。”乾隆九年规定，“参票改为官办，嗣后官雇刨夫，于各项备存银内，帮给刨夫银两。”盛京、吉林、宁古塔等处行放参票，“改官雇刨夫”；乌苏里等处，也改归官办，交内务府查收。〔31〕人参的采挖、经营，在乾隆九年以前，基本上是由内务府商人经营。此后转归地方政府发放参票，“领票曰揽头，挖参曰刨夫”，“每票一张，交京钱五百吊，包给揽头，刨夫代为交参”。“准揽头、刨夫挂号变卖。有苏州、山西参商来买者，亦有揽头、刨夫自赴苏州去卖者。”“富足揽头自出己资请领多票，盈余亏折，尚足彼此相当。”〔32〕人参的经营也是由参商或揽头领票，雇夫刨挖，参商和揽头向官府包交人参。乾隆二年规定，领取参票的商人“每票一张，应交官参十两，参商收本参六两，余参留给领票之人，如刨夫售卖，参商多收，均着该将军巡查御史指名参处，官参不敷，着落参商赔补。”〔33〕
盐，运销实行总商制，由国家招募总商领引，包缴税课和各种款项，其他引商向总商买引运盐。雍正三年规定，于盐商之中，“择家道殷实者，点三十人为总商，每年开征之前，将一年应征钱粮数目核明。凡散商分隶三十总商名下，令其成管催追。”〔34〕两准，长芦、山东的盐引，都是总商管理，引商运销。河东盐引乾隆五十七年以前，也是引商运销，以后改为民运。〔35〕有人认为，广东盐是官运官销。〔36〕实际上广东盐也是总商负责下的引商运销。康熙二十一年“增茂名县百五十四引招商办课。”三十二年，“广东省认埠行盐，三年一换，今定大埠招商二名，小埠一名，公平贸易者令永远承充”。雍正元年，“责埠商运盐纳课”。乾隆“五十四年议准，广东省河各盐埠并为一局，公举老成谙练者十人定为局商，总司其事。”此外“分设子柜六处。”商人“分赴公局及各柜领盐运销。每年所获盐利尽数汇归公局，为完课运盐之用。获有余利，即按原出资本之家均匀分给，……如有短欠惟局商是问。”〔37〕这里的局商实际就是总商。除了总商管理，引商运销之外，还有民商运销，陕西的一些地方、贵州、云南亦改为“民运民销”，“商民买盐运销”。也有官方运销，云南盐在乾隆四十七年以前都是官运官销。〔38〕福建也实行官运官销。〔39〕广西盐因商人无力承办，自雍正元年起“令官运官销。”至乾隆三十二年，怀集、平乐等二十八州县埠及临桂等三十八埠，都先后“改招商办。”〔40〕民商运销和官运官销中，有时也有引商参与运销，不过，这两种形式的运销只在少数地区实行，大部分省区的盐是总商负责，引商运销。盐引与茶引、参引不同，可以子孙世袭。〔41〕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官商是由户部、工部、内务府、及国家令各级政府招募而来，直接承担国家的经济任务。清代的国家财政由户部掌管，皇室财政由内务府掌管。尽管内务府的职能是为皇室服务，但皇帝常常把一些政府的经济任务委派给内务府商人采办。因此，可以说无论什么部门招募的商人，只要其承担政府的经济任务，就可以称之为官商。
其次，经营国家专卖商品的商人也是官商，如上述的盐商、茶商、参商等。总之，凡是符合上述条件之一者就应该是官商。
有人认为：“清代官商，有官衙以巨资经商或开当放债；有皇室、藩王、贵戚、官僚等兼商；有兼任职官或兼虚衔的商人经商。诸凡官兼商，商兼官，利用政治权力或倚仗政治权力而进行商业活动者，都应视之为官商，属于这个问题的研讨范围。”〔42〕皇室人员、官员是兼职经商，经商实际上只是他们的第二职业，皇室人员、官员本身的职业并没有因经商而改变，所以不能称其为商人。官衙经商也是委托给商人，或者由官员直接经营，官衙、官员都不是商人，所以皇室人员、官员、官衙都不能算作官商。商人兼官职或挂虚衔经商，是依靠政治权力，为个人经营商业。他们没有直接承担国家的经济任务，所以，他们也不是官商。
清代官商的产生，早在“崇德初年已经存在”，并“受到户部堂官及其家人的勒索，显示出他们受户部管理和控制”。那些“勒索官商的官吏被明令处罚，说明官商有自己的法律地位和经济地位。”“清朝入关前，曾派官商与朝鲜贸易，天聪、崇德、顺治、康熙诸朝一直如此，皆由户部管理。”“雍正时依然如故，官商从户部领借皇币，向户部纳息，受户部管理。”〔43〕官商最初由户部招募，以后内务府也开始招募商人。所不同的是，由内务府招募的商人，先被招入内务府籍，著名的山西商人范氏家族，至第七代范永斗时即入内务府籍，被赐产在张家口定居。以后，直接受内务府委托从事各种商业活动。而由户部，或国家令其他部门招募的商人，是设立总商制，通过总商或商头来管理属下众多官商。因此，由内务府招募的商人是终身制的官商，他们可以父子、子孙相传。另外，由于盐引可以世袭，有些总商和盐商也是终身制。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官商，他们只是在一定时期内承担国家的经济任务。当他们不再被招募承充经济任务时，他们就不是官商了。因此，官商不仅可以兼为皇室服务；也可以兼营其他商品，并参与民商的经济活动。乾隆八年七月至八月，陕西巡抚塞楞额奏称：“一月之内，运往出境者已不下二十万石矣。无如晋省麦价倍于陕省，近日山西盐商在陕行盐者，俱抽出盐店资本，亦纷纷收买麦石。目下陕省时价，业已日渐增昂。”〔44〕官商与民商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民商中的部分人可以被招募成为官商。官商不再被招募时，就变成民商。一个商人也可以在不同时期，充当不同性质的商人。
一般来说，官商是具有数百万、上千万资本的富商，至少也有数十万的资本，往往也正是这些家道殷实者才能承受政府的招募。总商、商头、揽头就是政府招募的殷实富有商人，所以他们也是官商中的大商人。但官商中也不都是富商，内务府就有“二等买卖人”，“三等买卖人”。〔45〕户都等管辖的官商中也有小商人，宁夏“茶商原非素封之家可以应当此任者，皆强迫数人顶认一名”。“商人任称贤等，止为纲领，将茶引派散于宁镇两河各堡穷民。”〔46〕安徽茶分为八万七千八十引，“分发微商一千二百三十五引，本省州县小贩一千四百三引。”湖北“均州荆门州钟祥县本地铺户肩贩小篓粗茶，每引报税银一厘八毫。”〔47〕盐商中也有本小利微的商人。乾隆十七年，河南“水商本小利微，难令亏折，应令上蔡、西平、遂平等商赴淮办盐之时，即将办运引数，报明该县转报盐政，饬知淮北纲商。”〔48〕官商中的中小商人，资本虽然不算多，但他们经营专卖商品，经济上有保障，可能比同等情况的民商要富裕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