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影视的民族性及其美学呈现(一)

【内容提要】近年来韩国影视在亚洲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风潮,并逐渐向西方社会辐射。除了汲取好莱坞电影的优秀养料之外,韩国影视表现出彩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对传统的保留和对民族性的尊重。韩国影视中的民族性,“恨”是其中心,是积压在整个民族内心中的情绪。这种情绪分别表现在悲情、疏离、反叛三个方面。“悲情”蕴涵了伤感美学,“疏离”突出了冷峻风格,“反叛”则是现代性的表征,体现出力量、强悍、反传统的特点。
【关键词】韩国影视/恨/悲情/疏离/反叛
近几年来,亚洲影视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发展新趋势之一,是韩国电影的迅捷崛起。人们在那股声势浩大、逐渐向西方社会辐射的“韩潮”中,不仅看到了一大批风格鲜活、题材新颖、影像丰富的韩国影视新作,而且还强烈地感悟到高丽民族的原始独创性及其对传统的自觉维护。尽管如《冷酷无情》、《谎言》、《怪兽龙格里》等作品仍留有美国、欧洲大片的痕迹,但韩国的民族性却深深地根植在其影视美学之中。可以这样说,日益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韩国影视创作,如同30年代的日本一样,“提供了一个国家的电影可以如何既吸收经典好莱坞电影制作程式,又对它作出重大变更的特别有趣的实例。”[1]
韩国地处亚洲的东北角落,幅员有限,人口不多,历史上不断受到邻国的欺压、侵略。如果说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受制于历史、地理、人文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那么,朝鲜半岛的自然环境等外在因素、备受欺凌的历史因素、长期以来从儒家文化圈汲取的文化因素,包括与同一民族的朝鲜因制度不同而形成的微妙差异等等,便自然地孕育出了韩国民族的独特性情。这种性情必然地要渗透及韩国人的审美观念和审美习惯,并深刻地呈现为韩国民族的影视美学特征。
假如我们尝试用一个字去描绘高丽民族的性情,那么最能凸显这个民族独特审美心理的字应该便是——“恨”。由于中国文化的长期影响,儒、释、道思想观念深入韩国社会,“仁爱观”、“心之德爱”、“引益人间”灌注民心。但潜伏在内心深处的是韩国美学范畴里的“恨”的情感。在韩国文学作品中,“恨”是悲的情感,是克服的意志,是历史所造成的带有根源性的悲哀。但并不止于悲哀,而是力图通过解恨的方法去消除悲哀。“恨”并非叹息、放弃、眼泪,也不是败者的牢骚,而是积压在整个民族内心的情绪。无“恨”的人是没有希望的人,然而“恨”每每只被界定为一种克服的意志,一种奋发向上的动力,禁止把它发展为怨恨和复仇……这种“恨”,才是最韩国式的情感。[2]
社会的急剧变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文化传统的断绝,并引发了自我认同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感导致了韩国人性情中审美意识的再度复苏,将黑暗抑郁时代里承受着的悲欢纠结而成的民族情感,提炼为韩国影视文化的主题。这其中,“恨”无疑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从美学意义上讲,因程度不同,这种“恨”可分解为悲情、疏离、反叛三个层次。悲情是最为浓烈的“恨”,常常可以发挥到悲哀的极致,感情也可以强烈到愤世嫉俗、人间不容。疏离则要疏淡得多,是“恨”的一种隔绝姿态,强调现代人的孤独感,强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和隔离,强调情感传递的消解,乃至宗教精神中的远离尘嚣。反叛是“恨”爆发的临界,是现代性的表征,是克服意志的顶峰。从世纪交替之际韩国影视创作的实践看,“悲情”蕴涵了伤感美学,“疏离”突出了冷峻风格,“反叛”则体现出力量、强悍、反传统的特点。
    悲情:伤感美学
由离乱、病痛、天灾、人祸而引发的生死情感,在极端痛苦的状态下表露铺陈,或隐忍,或呻吟,或痛喊,赚得观众的眼泪无数。一方面悲凉之意滋生,似乎看透了人间百态;另一方面又感叹世间充满了悲凉之美。虽也悲,但有情,这就是韩国影视的伤感美学。
《蓝色生死恋》,称得上是悲情表现的电视剧代表作品。这部电视剧获得了众多韩迷的认可,被视为韩剧经典。从市场价值分析也很成功,该片以每一集1万美元的价格出口海外,片中主要演员声誉鹊起、风靡亚洲。为什么这部电视剧可以吸引这么多的观众?主要原因在于其伤感美学极易产生移情作用。首先,从情节来看,内容并不复杂,没有繁复的叙事层次:一个美好幸福的家庭有一对可爱的儿女,兄妹感情非常好,却偶然发现小女儿在出生时的婴儿房里给换错了,一家人都承受了这个事实,就采取了逃避的办法举家去了美国,留下这个小妹。从此她经历了从一个温馨的富裕家庭到单亲的穷人家庭的巨大转折,却依然保持了非常良好的个性。多年以后,哥哥因牵挂当初的小妹回到韩国并找到了她,两人竟逐渐产生爱情。然而不容于周围的亲友,最后小妹身患绝症死亡。其次,从表达的情绪讲,由于不可控因素造成了十分痛苦的局面,这是伤感的主要原因。换错婴儿,是完全偶然的因素,表达出两人冥冥之间的关联,似乎全都是上天的安排,命运的捉弄;多年之后再见面,因为彼此太思念进而产生爱情,怎么避免都无法掩藏;最终,因为小妹在青春年华中身患绝症渐渐枯萎,死得非常凄美,尤其是在面临命运带来的悲哀之时,极力隐忍所展现的“悲哀的深度”,令人深觉痛楚无奈。再次,在价值取向方面,生死恋情被赋予了最高的意义。如果说,生存被限制在衣食之类的稻粱之谋,那么生活的苦闷足以让人窒息;而所需的刺激与调味,就是爱情——惊天动地、让人有所期待、依托的爱情。该剧推行的正是这样一种价值观:这个世界只有这唯一的人才能给我幸福,没有他(她),我便不能活下去。这种表面上十分动人的价值观,实质上却是人格缺莸闹匾卣鳎唇鋈说囊庵厩考痈耍园拿迦タ刂扑恕5阌够溲裕庵旨壑倒邸楣奂谆竦密寇看笾诘娜贤F械氖员泶铮彩巧烁忻姥У囊桓鲆亍6被匾洹⑴┳绻狻⑴淅帧⑶闼摺⒀劾帷⒋蠛!⒒婊⒘等宋薹ㄗ园蔚那樾鞯鹊茸酆显谝黄穑炀土巳缙缢摺⑷缡缁囊帐跣Ч?br/>  曾获东京电影节等多项国际电影节大奖的《美好时光》,以一个少年的日记体形式,娓娓讲述了1952年韩国战争以后整个民族的一段苦难生活。片中形形色色的人物,无论是正直的还是堕落的,成人还是孩子,左翼还是右翼,在“六·二五”战争期间无不滑向失落和崩溃,哪一个人都不快活、不幸福。导演李光模没有详尽描写他们悲怆的命运与心境,只是运用溢满意境的镜头和剔除细节的间情法,留下大片供人回忆、品味、思索的空白;其奇巧剀切的构思,严谨而克制的态度,被评论界叹为“甚至不给观众哭泣的余地”。[3]最近一部电视剧《钢琴》也突出伤感美学。该剧描写一对相恋中的男女,因为女方母亲和男方父亲再婚的关系,被迫由恋情痛苦地变成兄妹之情。这种因血缘与伦理的纠葛而铺展演绎的故事,与二十年前日本流行的电视剧《血疑》可归结为同一个母题,内容虽然落套,却仍然有巨大的市场。类似的作品还有洪尚秀的《猪掉进井里的那一天》,影片通过世俗化的婚外恋剧情,以独特的画面赤裸裸地展示日常生活中的丑陋形象,在平静的叙述中凝缩着悲剧色彩。这类奇观化的恋情所反映出的浓厚的伦理道德的质疑,表现了东方文化在对西方现代意识的接触和摩擦中生成的压抑和困惑。
2002年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林权泽擅长用民俗风貌去描摹故事的历史背景和人物的生存状态,他的《悲歌一曲》通过民族音乐“潘索里”艺人在二战前后的生活经历,将个人的命运与民族的遭遇进行全方位的交错与照应,用回肠荡气的民族音乐和悲凉的唱腔来浓缩人生的滋味。裕凤收留了孤儿松华并将“潘索里”演唱技艺毫不保留地传授给她。在与松华一起学艺并和松华心心相印的东户和裕凤产生矛盾而出走后,松华拒绝表演,四处寻找东户。松华的眼睛被裕凤刺瞎后明白了师父的苦心,专心技艺,终于超越前人,达到“潘索里”演唱的最高境界。影片在结尾处是松华与东户相逢并配合演唱《狱中歌》,悲歌一曲,将悲情渲染到极致。用温煦的手法和悲凉的意象表达出令人感动的辛酸内容。
影片《礼物》的伤感美学几乎没有刻意渲染的悲伤和眼泪,虽然悲伤的表现不十分直接,却有让人强忍悲欢的情感体验——妻子得了绝症,脾气变坏,却隐瞒着丈夫;丈夫一直想买礼物送给她,她则告诉他“你是上天赐与我的最好的礼物”,丈夫准备了一台盛大的演出,她在丈夫深情的表演中悄然离开人世。生离死别,最能让人看清究竟什么才是我们所看重的,什么才是我们所珍爱的。伤感之余,余味悠长,在韩国式的恨和哀的情绪中,发出关于人生的喟叹、关于人性的思索、甚至关于个体生命价值的拷问。这种“催泪性电影”的确使观众获得了情感的极大释放,甚至还能体会到亚里士多德论悲剧时所称的“怜悯”和“恐惧”所引起的“净化”力量。
    疏离:冷峻风格
疏离(ISOLATION),是疏远、隔离的意思,原意由小岛而来。西方文化素有将人和岛屿进行比拟的传统,因此,疏离往往又是孤独的代名词。作为“恨”的一种隔绝姿态,文艺作品中的疏离,就是远离所恨的人或物或事件。
金起德在2000年导演的一部影片《岛》(“THEISLE”,一译《漂流欲室》)突出地表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风格独特,影像大胆,在影展中曾因引起观者呕吐而轰动戛纳。一个个类似于岛屿的小屋漂浮在湖面上,色彩艳丽、氛围孤寂,和湖光山色相映得十分符合韩国民族的审美趣味。但是,这里所进行的故事却是发人深思的。男女主人公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边缘的人,内心都极其孤独。片中陆续出现的蛮横的嫖客、黑色的鱼竿、锐利的鱼钩和一条被人割光了肉的鱼,无不给人一种孤独的感觉。人与人之间异常冷漠,除了赤裸的性,就是爆裂的残忍倾向。该片对于男女关系的探讨,采取将人物推向绝境的方式,在冷逸的湖面上,男女之间对彼此的需求只是为了摆脱空虚、寂寞的性。哑女渴求把他变成自己的男人,采取了非正常的自残方式,而想完全占有对方的欲望,最终并没有带来温暖而平静的爱情,相反,让这两人更加地疏离对方。摆脱孤独的可能性似乎从不存在,悲剧性的结局倒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